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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申遗将为人类文明发展带来不竭动力

2019年7月16日   阅读  次   编者 文述   责编 admin
【内容分类】 文化遗产
【内容摘要】

与古埃及文明同时的良渚文明距今有5300—4300年,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不仅是对建国70周年献上的伟大贺礼,同时也是我们悠久文明的有效证明。我们5000多年的历史文明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良渚古城遗址为世人展现并证明了我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所存有的较为成熟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充分印证了我国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性。非遗文明的保护和利用是浙江余杭地区高度关注的问题,其对遗址及周边地区的有效开发和利用不仅是人民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来源,更是遗址保护的有力支撑。

【标签】 文化 遗产 文明
【正文】

【热点回顾】

“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55处,居世界第一

当地时间7月6日10时42分,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根据世界遗产第3、4条标准,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5处,已成为拥有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此外,城址的格局与功能性分区,以及良渚文化和外城台地上的居住遗址分布特征,都高度体现了该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良渚古城遗址为中国以及该地区在新石器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认同、社会政治组织以及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证据,同时揭示了从小规模新石器时代社会向具有等级制度、礼仪制度和玉器制作工艺的大型综合政治单元的过渡,代表了中国在5000多年前伟大史前稻作文明的成就,是杰出的早期城市文明代表。遗址真实地展现了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稻作文明的发展程度,揭示了良渚古城遗址作为新石器时期早期区域城市文明的全景,符合世界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要求。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江流域天目山东麓河网纵横的平原地带,是太湖流域一个早期区域性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世界遗产申报范围包括14.3平方公里的遗产区和99.8平方公里的缓冲区,其中遗产区由瑶山片区、城址片区、谷口高坝片区和平原低坝—山前长堤片区四部分组成;遗产构成要素包括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的城址,功能复杂的外围水利工程和分等级的墓地(含祭坛)等,同时一系列以象征其信仰体系的玉器为代表的出土文物也为其内涵及价值提供了有力佐证。

此前,我国世界自然遗产提名项目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经会议审议,已顺利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于6月30日至7月10日在阿塞拜疆首都、世界遗产地巴库召开。共有来自135个国家的近2500名代表出席,阿塞拜疆文化部部长阿布法斯﹒加拉耶夫担任会议主席。会议共审议各国世界遗产提名项目35项,其中文化遗产28项、自然遗产2项、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5项。

(来源:中国文化传媒网,2019-07-06,刘修兵)

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调查与发掘

距今5300-4300年的良渚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同时。2007年发现了良渚文明的都邑——良渚古城后,新近又确认古城外围存在一个规模宏大的水利系统,其年代距今约5000年,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

该水利系统是良渚古城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证实良渚古城由内而外具有宫城、王城、外郭和外围水利系统的完整都城结构。是世界上已发现的结构保存最完整的早期都城系统。

该水利系统位于由11条人工堤坝连接山谷和孤丘组成。工程浩大,估算其总土方量即达260万方。初步推测该系统具有防止山洪、形成水上运输网络和农田灌溉等多种功能。

良渚的水利系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将中国水利史的源头上推到了距今5000年左右。

世界各地早期文明的出现,均与治水活动密切相关。良渚古城正是中国境内最早进入国家形态的地点,其水利系统发现的意义不言而喻。同时,世界其他的早期文明中,埃及、两河流域及印度河流域均为旱作农业文明,以小麦种植为经济支柱,水利设施多为以灌溉为目的之水渠、水窖、池塘等形态。与之形成对照,良渚文明是东亚湿地稻作文明的典型代表,其水利系统以堤坝形式出现,带有明显的防洪调水功能。东西方文明所存在的这种差异性,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

正如埃及的金字塔那样,古代的宏大工程往往超乎今人的想象,5000年前良渚人的这一形式独特的水利工程显然也属于此类。影响范围上百平方公里、数百万方土方的劳动量、因地制宜的营建技术和方式,这一当时规模无可比肩的宏伟水利工程,足以改写中国水利史,也使我们毫不怀疑良渚社会的动员能力和组织力量。循着宫城-王城-外郭城-外围水利系统的发现顺序,对良渚文明的认识和视野也在一次次惊叹中扩大,“良渚王国”的身影越来越清晰。

(来源:国家文物局)

良渚博物院:触摸5000年前的文明实证

“良渚古城遗址”是我国2019年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项目。改造完成重新对外开放的良渚博物院是良渚文明的集中展示,也凝聚了中国文博界的智慧与思考,已经成为颇有知名度与影响力的必看博物馆。

2012年良渚遗址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后,良渚博物院作为申遗主体展示项目,从2017年8月开始闭馆改造。此次改陈是一个契机,既可以将近十年内累积的重要考古成果梳理、充实,又可从多家博物馆汇集更多、更典型、更能反映良渚文化的文物。目前展出的文物600余件(组),比原有的展陈扩充近一倍。钟家港、葡萄畈、美人地、文家山、卞家山等新近的考古遗址出土的陶器、动植物标本、玉器都是首次展出。这样丰富、密集的文物显示了良渚文化扩散的广泛区域和超强的控制力,无形中显示出它在长江下游及环太湖流域的中枢地位。

文物固然会自己说话,但借助短视频、3D微缩模型、艺术创作等辅助手段,可以多角度、全方位地解读和展示文物所经历的设计、制作、使用、废弃、埋藏的生命历程,以及其承载的制度、经济、文化、艺术、科技等丰富信息。而墓葬区、宫殿区、作坊区、水利工程等更大体量的遗址展示,在博物馆有限的空间如何合理展示一直是个难题,良渚博物院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在钟家港作坊区的展示部分,你能看到不同分工的人在同一平面的不同活动方式。你也许不知道,钟家港是多年来在良渚古城内首次发现的、可以证明城内居民身份的地方,这些居民至少有一部分是高端手工业生产者,它表明良渚古城不是一个超大的农业聚落,而是手工业生产、原材料和产品集散的中心。只有了解这样的考古背景,你自然就知道展陈人用3D微缩模型进行展示的意义。

古城外围的水利系统是近几年考古的最大收获,十几条大坝推测建筑于距今5000年左右。这个年代略早于古城的始建,在设计之初,这一水利系统便被赋予了改造古城周边水环境、防御超大洪灾的超前功能,在建成之后还承担了重要的水路运输功能。完成这些工程,需要高超的测绘技术和建筑技术,包括对基础用土和坝体用土的选择、堆筑过程中草包泥的合理堆砌。这一代表当时水利文明的水坝系统自然需要多媒体的生动分解。类似的短视频和多媒体资料在良渚博物院里随处可见,都是建立在扎实考古之上的非常好的科普作品。

良渚文明的玉礼器规格等级之高、制作水平之精不仅展现了良渚制玉工艺的最高水平,更反映出良渚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统一的宗教信仰,因此将玉器放在一个单独的空间进行集中展示就十分合理。我们的先民正是从美玉中形成了朴素的审美,通过复杂的技术琢磨出影响至今的玉器时代……这个展厅也集中展示了博物馆对于光语言的合理使用。展厅空间采用的是仿自然光,给观众一种在阳光下游走历史长河的舒适感。因条件与展示需求而可以进行明暗变化的光,也体现了光的艺术塑造性与表现力。放置玉器的低反射玻璃展柜,具有高强度的透光率,观众走近拍照的时候,不再有反光,大大提高了拍照的质量与欣赏的乐趣。

良渚博物院面对的不仅仅是国内的观众,还要面对更多国际上的观众,因此吸收了国际上比较流行的自由观展理念,不给观众规定和设计固定的路线。从一开始就将一个结论告诉观众,把与这个结论匹配的关键元素组合到最显眼的墙壁上,然后是问题的导入:良渚在哪里?良渚遗址是谁发现的怎么发现的?它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它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良渚人吃什么穿什么?良渚的玉器、漆器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参观的过程也是寻找答案的过程,不怕你的问题多,就怕你没问题。

良渚文明并不是横空出世。严文明先生曾写过一首《良渚颂》,其中有“太湖文明五千年,崧泽良渚踵相连”的句子。我们从博物院的展陈中可以清晰地看到80多年来考古学家对良渚文化持续探索的结果,尤其是近年来持续开展的“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技术与文明:由玉器手工业探索中国史前文明形成的基础”“良渚遗址群中心区古地理环境研究”等多学科合作研究课题所提供的重要学术支撑。

良渚博物院展陈的这些精美的陶器、漆器、丝绸、象牙器、玉器证明着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支撑的、有着明显社会分工和城乡分野的社会组织,众多墓葬资料也反映着这里信仰与权力的架构已经成熟,而大型水坝系统则体现了良渚当时高效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地说,良渚古城遗址已经具备了可以讨论其国家形态的成熟条件,一个5000年前的文明栩栩如生。

(来源:人民日报,2019-05-13,杨雪梅)

申遗成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谈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作为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此次申遗成功有何特殊意义?我国将对良渚古城遗址开展哪些后续保护管理工作?应如何看待我国目前世界遗产数量世界领先的地位?正在阿塞拜疆出席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就这些问题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书面专访。

“从学术上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

问: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有何特殊意义?

答: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良渚古城遗址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对中华5000多年文明是标志性事件,不仅为祖国华诞献上贺礼,而且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值得所有中国人庆贺。

首先,良渚古城遗址从学术上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国际社会仍不时出现一些杂音,认为中华文明应从发现甲骨文的商代算起,也就是说能实证的只有3500年左右。

在本次会议上,与会的各委员国一致认为良渚古城遗址为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实物依据和确凿的学术支撑,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空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堪称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为世人认识真实、全面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提供了又一个独特的历史文化窗口。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表明了它的突出普遍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在国际上得到了高度肯定,意味着它所代表的中华5000多年文明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认可,意义重大。

其次,良渚古城遗址是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阵地。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其深厚底蕴还不相匹配。中国要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靠的不仅仅是经济,还要从文化上着力。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意味着我们又多了一处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阵地,必将对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产生积极作用。

第三,实现了保护和申遗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探索。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始终贯穿于良渚古城遗址保护和申遗工作。杭州市、余杭区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在考古研究、遗址管理、社区建设、文化传播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良渚经验”,取得了良好效果。通过申遗工作,既要发掘、传承、弘扬我们的古代文明,又要积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今后我们还将在这方面不断探索、不断完善。

“良渚古城遗址的保护管理任重道远”

问:下一步,我们将对良渚古城遗址开展哪些后续保护管理工作?

答:良渚古城遗址的保护管理任重道远,不能有丝毫懈怠。

首先,我们将认真落实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决议,妥善解决遗址内的过境交通问题,有效应对未来游客数量增长带给遗产完整性的潜在威胁,调整完善遗产保护区划,提升外围水利工程遗址保护等级,制定风险管理和灾害预防规划文件,继续推进考古与保护相融合。

其次,我们将继续深化良渚古城遗址考古研究工作。关于良渚古城遗址和良渚文化,我们还远未了解其全部,还有很多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我们将科学制订考古工作计划,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拓展考古发掘范围,推动跨学科合作,不断深化考古研究,朝着全面深入揭示良渚古城遗址文化内涵的目标不断迈进。

此外,我们还将努力提升良渚古城遗址的展示阐释水平,在做好遗址保护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多年的考古研究成果,对良渚古城遗址的价值进行更加专业、生动、深入的呈现。在此过程中,将统筹好专业化和大众化两个维度,推进考古和学术研究成果的创造性转化,树立大遗址保护利用典范、打造文旅融合发展样板,通过引导发展文化产业、文创产业、民宿经济等,积极助推遗址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遗址保护赢得更加广泛的支持和理解,使周边群众更加自觉、坚定地参与到遗产保护中来。

“申遗成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和义务”

问:截至目前,我国已拥有55项世界遗产,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遗产大国。您如何看待我国近年来申遗工作取得的成绩?

答:我国世界遗产数量世界领先,是由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所决定的。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的历史发展,留下了数量巨大、种类丰富、特征鲜明、分布广泛的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相对于世界遗产数量,我们更关注的是世界遗产的保护责任与义务。保护和管理好这些珍贵的世界遗产是中国政府作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的庄严承诺。《世界遗产公约》和世界遗产委员会决议对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作出了明确规定,每一项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状况都必须接受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与监督。

因此,世界遗产数量的增加,意味着我们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切实落实主体责任,投入更多的精力、物力和人力开展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尽快解决当前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法律体系不完备问题,采取科学手段妥善保护遗产本体真实性和完整性,提升展示阐释水平和遗产保护融入社会发展的程度。

同时,世界遗产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也意味着我国在相关领域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今后,我国将进一步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以及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的深度合作,在相关平台上发挥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作用,进一步推广世界遗产保护理念,也将我们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积累的中国经验与中国理念,通过各种形式分享给世界同行。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下,我国将进一步参与国际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推进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国际行动,援助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震后文物抢救工作,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在“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加强协调、合作,同时进一步加强与乌兹别克斯坦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展示阐释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与世界上一些遗产大国相比,我国在文物保护、法规建设、文物安全、人才培养等方面还有一定差距,需要各部门之间进一步加强交流、沟通与合作,积极吸收国际理念,学习各国成功经验,不断加强能力建设,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努力成为与世界遗产数量相符的世界遗产强国。

(来源:新华社,2019年07月07日,施雨岑王思北)

【数据分析】

良渚古城遗址展现的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那时主要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着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遗址真实地展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长江下游地区稻作文明的发展程度,揭示了早期区域城市文明的全景,符合世界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要求,真实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

水利工程的发现是早期文明出现的有力证明。良渚古城遗址拥有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其工程之浩大,足以证明当时区域发展的成熟度以及中国人民的伟大智慧。良渚古城遗址大型水利工程的发现,将中国水利史的源头上推到了距今5000年左右,成为我国文明历史的有力学术证明,体现了良渚当时高效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

器皿及其制作水平是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有力证明。良渚文明的玉礼器规格等级之高、制作水平之精不仅是良渚制玉工艺最高水平的展现,也是良渚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统一的宗教信仰的印证。同时,良渚地区众多墓葬资料也反映着这里在历史早期已具备较为成熟的信仰与权力的架构。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良渚古城遗址填补了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空缺,为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实物依据和确凿的学术支撑,是人类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遗址为世人认识真实、全面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提供了又一个独特的历史文化窗口,为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提供了重要阵地。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后,余杭地区与良渚古城遗址面临着重大的历史责任,即需要进一步提升古城遗址的对外展示及文化阐释水平。尤其在文旅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打造遗址保护使用的样板,如何文旅融合发展典范,如何将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如何调动当地民众的积极性,成为当地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

回望历史,良渚古城遗址是漫长的人类发展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仰望未来,良渚古城遗址将为人类文明发展带来不竭动力。我们相信,良渚古城遗址会在当地政府与人民的齐心协力中,迎来它在新时代的重大发展,也相信遗址的开发及研究将为我国文化事业及考古事业提供更多有价值的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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